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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王海燕正被焦慮裹挾。

“生孩子，到婦幼。”這句當地市民口口相傳的贊譽，一度是作為院長的她最硬的底氣。她所在的華北地區某婦女兒童醫院分娩量連續多年穩居全市榜首。近年來，一向干勁十足的她帶領醫院積極拓展新業務，圍繞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中醫特色服務、互聯網+護理、高危專科診療能力提升等方面深耕細作。她原本設想的是，目前的三個院區分別位于城市的東、中、西部，這樣就能基本覆蓋全市的婦幼健康需求。

但她在去年就嗅到了某種訊息，在城東5萬平方米的新院區開業時，她冷靜地壓下了全面鋪開的沖動，“只開放部分床位，老院區尚能運轉的大型設備也悉數搬遷使用。多開一張床，就多一份人力、水電、維護成本，眼下必須勒緊褲腰帶過日子”。

即便算盡了細賬，患者數量的大幅下滑還是來得猝不及防。如今，看著院區里不少閑置的床位，這位向來雷厲風行的院長，只覺得胸口像壓了塊沉甸甸的石頭，怎么也喘不過氣。

中部地區某地市級醫院會議室里的氣氛有些沉悶，院長林吉祥打破了沉默：“我提議，縮減床位。”床位使用率不足七成，大量病房長期閑置，設備維護、人力成本、場地損耗等各項開支卻在持續消耗著醫院本就緊張的資金鏈。每一項數據都像一塊石頭，壓在管理層心上。

最終，在巨大的運營壓力面前，他還是做了這個艱難的決定——350張床位被縮減。看著最終敲定的方案，林吉祥揉了揉發脹的眉心，窗外的天色正暗下來，他知道，這只是醫院走出困境的第一步。

“我們的新院區是五年前就規劃好了，500張床位。”西北地區某三甲醫院院長張文龍的臉上卻是滿臉愁容。

疫情防控期間，每一座城市都在醫療資源的匱乏中掙扎，病床告急、醫護人員連軸轉的場景，至今想來仍心有余悸。“政府當時很支持，批了一塊大面積的土地給我們，但建設資金得靠醫院自籌，好在貸款審批也順利通過了。”

這幾年，新院區一直在全院的期待中緊鑼密鼓建設著。眼瞅著大樓即將竣工，張文龍卻陷入了兩難。他常常站在新院區的樓下，望著即將完工的大樓嘆氣。“近兩年來，大多數公立醫院都陷入了運營困境，他所在的醫院也不例外。要是讓新院區閑置，前期投入的上億元資金就打了水漂。可一旦正式運營，只要床位一開放，人員薪酬、設備維護、物資采購這些‘人吃馬喂’的開銷就會接踵而至，壓力著實不小。”每思及此，他都覺得肩上的擔子重得讓人喘不過氣。

床位，長期以來是衡量公立醫院規模、實力與服務能力的核心指標，更是我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的重要載體。而越來越多的醫院管理者終于意識到，“床位即實力”的時代早已過去，取而代之的是效率和質量的新導向。

過去數十年間，我國公立醫院床位規模持續擴張，全國醫療機構床位數量開始進入快速上漲階段。從2014年的660萬張，每年遞增數十萬張，至2024年達到1037萬張。然而，自2024年起，一股悄無聲息的公立醫院床位縮減浪潮席卷全國，打破了數十年來床位只增不減的行業慣性。

據國家統計局《202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25年全國醫療機構床位數量在2024年的基礎上驟減28萬張，這是近10年來我國醫療機構床位數首次出現下降。其中醫院床位減少19萬張，鄉鎮衛生院減少7萬張。

公立醫院床位“瘦身潮”的發生，似乎意味著曾經以床位數論英雄的時代似乎正在遠去，取而代之的是對醫療質量、效率和服務的追求。這一現象背后究竟隱藏著怎樣的深層原因？它又將給我國醫療體系帶來哪些深遠影響呢？公立醫院床位“瘦身”，是危機？還是轉機？

公立醫院紛紛“減床”

2025年11月，“宇宙最大醫院”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宣布啟動重組，將“一院五區”壓縮為“一院三區”，總床位數從13810張大幅削減至7500張以內。

就在同一月，青海大學附屬醫院主動縮減近500張床位，河南許昌綜合醫院一次性減少250張床位，安陽三家市級公立醫院合計縮減433張床位。

而2026年開年的銅川，醫療機構主動減床備受關注，減床動作從基層延伸至縣域核心醫院，力度之大、范圍之廣尤為突出。1月30日，銅川市耀州區7家基層醫療機構率先公示床位變更，照金中心衛生院、演池鄉衛生院等機構合計將139張編制床位減至65張，整體縮減53%；銅川市多家縣域核心醫院接連跟進，耀州區人民醫院、宜君縣人民醫院床位均縮減40%，銅川礦務局第二醫院、孫思邈針灸醫院等專科醫院也同步調減床位。這場調整覆蓋了公立二甲、康復專科、骨傷醫院、基層衛生院等多種類型，成為2026開年醫療領域調整的一個信號。

本刊梳理發現，從全國范圍內縮減床位的情況來看，一個最直觀的特點就是——不分級別、不分類型，覆蓋全行業。上到頂尖三甲，下到鄉鎮衛生院，都在主動做“減法”，而且調整力度之大，超出了很多人的預期。

從地方的數據來看，醫療機構規模縮減可能更早。以河南省為例，2024年河南全省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為76.21萬張，對比2023年，減少了1.53萬張。安徽省減少4506張；重慶市減少7700張；江西省核減省直醫院床位1700張。

從上述多組醫療統計數據中，已經清晰地釋放出中國醫療體系的深刻變革信號：長達十年的“跑馬圈地”式規模擴張時代宣告結束。

床位，這個曾被視為醫院“基本盤”的存在，如今卻成了改革中第一個被調整的目標。

“床位狂飆”的十年

回顧我國公立醫院床位發展歷程，改革開放以來，伴隨醫療衛生事業的快速發展，公立醫院床位規模始終保持穩步增長態勢。2014年全國醫療機構床位660萬張，此后每年以數十萬張的速度遞增，2024年達到1037萬張的歷史峰值，每千人口床位數達7.32張，遠超發達國家3張左右的平均水平，居民住院率高達22.15%，高于世界主要經濟體14%的平均水平，床位供給過剩與資源配置失衡問題日益凸顯。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醫院通過不斷增加床位，擴大規模，提升影響力，吸引更多的患者前來就醫，從而增加收入。”東部沿海地區某三甲醫院副院長表示，曾幾何時，“床位擴張—誘導住院—再擴張”成了醫院運營的閉環邏輯，也形成了難以掙脫的惡性循環。

首都醫科大學國家醫療保障研究院執行院長應亞珍表示，醫療服務具有特殊性，床位配置過高，就有可能“推高住院率”。

“在那個醫療資源相對匱乏的時代，這種模式確實推動了醫院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民眾的就醫需求。”東北地區一位地市級醫院院長說。但隨著醫療市場的變化，床位過多不僅無法增加收入，反而會因床位使用率低、運營成本高導致虧損。

公立醫院床位規模持續擴容，但床位利用率整體呈現逐年走低態勢。根據國家衛生健康委公開數據，2019年我國公立醫院病床使用率高達91.2%，歷經五年回落，2024年已降至84.8%；同年全國整體醫院病床使用率也僅為78.8%。基層醫療機構床位閑置現象更為突出，鄉鎮衛生院、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病床使用率僅約50%。產科行業供需失衡問題尤為突出，成為資源閑置“重災區”，2025年我國出生人口僅792萬，直接造成產科診療需求大幅縮減。2023年全國婦產專科醫院床位使用率僅有45.37%，受需求不足、運營承壓影響，國內多地基層醫院陸續關停、合并產科科室。

隨著醫療市場的深刻變化，曾經的“規模擴張”模式逐漸失靈。如今，“床位過多不僅無法為醫院帶來更多的收入，反而成了沉重的負擔。床位使用率低，意味著醫院的運營成本無法得到有效分攤，每一張空置的床位都在消耗著醫院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該院長說。同時，為了維持醫院的正常運轉，醫院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資金用于設備維護、人員薪酬等，進一步加劇了運營成本的壓力。一些醫院甚至因為床位利用率過低、運營成本過高而陷入虧損的困境，進而采取削減開支、人員優化等措施維持運轉，這無疑對醫療服務的質量和系統穩定性造成了負面影響。

多重因素疊加結果

“長期以來，床位數被直接與醫院等級評定、醫保額度分配、科研經費撥付等核心資源掛鉤，這一導向催生了醫療行業的‘規模崇拜’。不少醫院陷入盲目擴張的怪圈，部分機構甚至坐擁上萬張床位。這種粗放式擴張不僅造成醫療資源的嚴重浪費，更通過虹吸效應不斷抽走基層醫療的人才與患者，加劇基層醫療‘空心化’困境，最終形成‘大醫院一號難求、基層機構門可羅雀’的惡性循環。”一位大學附屬醫院副院長如此表示。

近年來，大型三級綜合醫院擴張勢頭強勁，且“一床難求”；而基層（一、二級）醫院床位使用率不高。“多數患者天然地傾向于選擇最好的醫院就醫，形成需求牽引，使大醫院形成了供給不足的判斷，有了擴大規模的動因。從而導致了醫療資源（床位、人員、資金等）、病人和醫保基金的‘多重虹吸’。而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總體比較薄弱、運行較為脆弱，整個服務體系呈現‘頭重腳輕’的態勢。”應亞珍說。

她分析認為，從‌醫保基金角度來看，由于醫療資源不斷向上積聚，助推醫療總費用上漲，醫保支付壓力不斷加大，可能引發支付矛盾。醫保基金承壓后可能會傳導至財政，增加政府籌資負擔。從患者角度來說，‌一般疾病到大醫院就醫，必然增加就醫經濟負擔，且基層健康管理服務不到位，不利于人群健康績效改進。從醫療機構角度來看，虹吸效應導致基層醫院能力衰退、人才流失，大醫院無序擴張最終也可能影響其自身的可持續運行。

其實，國家層面早就已經提出過預警。早在2014年6月，原國家衛生計生委下發的《關于控制公立醫院規模過快擴張的緊急通知》提出，嚴控公立醫院床位審批，嚴控公立醫院建設標準，嚴控公立醫院大型醫用設備配置，嚴禁公立醫院舉債建設。

2017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建立現代醫院管理制度的指導意見》，明確要求從嚴控制公立醫院床位規模、建設標準和大型醫用設備配備，嚴禁舉債建設和豪華裝修，對超出規模標準的要逐步壓縮床位。

然而這些旨在“踩剎車”的舉措卻“失靈”了，其背后是多方因素的共同作用。

首先，對地方政府而言，三甲醫院是“民生工程”、是“政績工程”，更是GDP和稅收的潛在來源。“城市開發新區時，為吸引居民入住，通常會優先規劃建設醫院和學校等關鍵設施，這些被視為住宅項目不可或缺的‘基礎配套’，能有效提升區域吸引力和居住價值。”西部地區某三甲醫院院長說，“對于醫院來說，醫院普遍歡迎新院區建設，因為有助于擴大服務能力和提升影響力，還要和各部門搞好關系，爭取政策與資源支持，才能推動項目順利落地。”

曾有縣級市市長在會議上說：“我們縣必須有一家三甲醫院，否則招商引資都沒人來。”這種邏輯下，“創建三甲”成了政績考核的“硬指標”，醫院建成后能不能良性運營、能不能真正服務百姓，那是下一任領導和醫院自己的事。

其次，三甲醫院的“資源虹吸”。品牌效應、技術優勢等因素綜合作用，讓常見病、多發病患者也涌入三甲醫院。2024年，三級醫院床位僅占全國總床位的28%，卻承擔了63%的診療量和入院量，床位使用率高達91.1%，遠超過二級醫院的72%和基層醫療機構的58%。如今交通出行愈發便利，民眾就醫更傾向優先選擇三甲醫院，直接形成大型三甲醫院就醫擁擠、基層醫療機構就診冷清的行業常態。而持續加劇的資源虹吸現象，又反過來刺激地方政府全力爭創三甲醫院，唯恐本地病患外流至周邊城市。

最后，醫院運營的“資本屬性”。盡管公益性是其核心定位，但實際運營中卻被深度綁定資本邏輯。為了擴張規模，醫院不得不舉債融資；而巨額債務壓力下，又只能通過增加患者收治量、擴大檢查檢驗項目等方式創收償債。這種“舉債—擴張—創收—償債”的循環，最終形成難以破局的怪圈。北方某省級三甲醫院院長私下透露，“我們每年利息就要還9000萬元，不拼命收病人，恐怕連醫護人員工資都發不出來。”

2014年，就曾有行業人士撰文指出，規模堪稱“巨無霸”的醫院，本應該定位于“收治急危重癥、疑難病癥和人才培養”，但現在卻往往是大小疾病通吃，嚴重擠壓了當地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與社會辦醫的發展空間，同時也推高了醫療費用的不合理增長。

同時，2012—2021年，全國居民醫保基金支出從675億元增長到了9296億元，部分統籌地區更是出現收不抵支，醫保基金的支出壓力持續增大。另據《中國醫療保障發展報告（2025）》分析，隨著城鄉及區域醫療資源不均衡、供需矛盾問題日益凸顯，公立醫院的改革已經進入了一個更加緊迫和復雜的階段，針對運營效率低下、醫療行為失范、應對挑戰能力不足等問題，必須全面深化公立醫院公益性改革。

為扭轉這一局面，近年來，國家層面也下定決心開始嚴控。

2021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動公立醫院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明確要求控制公立醫院單體規模，嚴禁無序擴張。

緊接著，2022年1月，國家衛生健康委發布《醫療機構設置規劃指導原則（2021—2025年）》，其中提出，要規范公立醫院分院區設置，合理確定公立醫院分院區規模。原則上，到2025年末，符合條件的公立醫院舉辦分院區不得超過3個。新增分院區的，各分院區總床位數不超過2020年末主院區編制床位數的80%。

進入2025年，國家衛生健康委在全國衛生健康工作會議中強調，加減并舉穩定公立三級醫院醫療床位規模，優化調整二級公立醫院功能定位。2025年新版《三級醫院評審標準》中明確將總床位數、單體院區床位數、分院區數量列入三級醫院評審的前置條件：新增規模導致總床位數、單體院區床位數、分院區數量超標的，不予評審；之前超標的，應當經省級衛生健康行政部門評估后，視情參加或不予評審。

在此背景下，地方層面同步發力，各地紛紛印發文件，在實施細則上進一步收緊。2025年2月，河南省衛生健康委提出，進一步優化調整全省三級醫院設置規劃。各醫院分院區數量控制在3個以內，新建醫院單體床位規模嚴控在1500張以內。

2025年7月，江蘇省衛生健康委在對省政協委員的提案答復中明確，將公立醫院分院區數量控制在3個以內，新建醫院單體床位規模控制在1500張以內。科學控制公立醫院單體規模，將全省每千常住人口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控制在7.6張以內。

本刊在梳理中發現，公立醫院床位縮減潮呈現出區域協同、分級差異的鮮明特征。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率先實施床位壓縮，側重于結構性優化與效率提升，在削減普通床位的同時，增加康復、精神、老年醫學等緊缺專科床位，體現結構性調整而非簡單削減。而中西部及基層地區則在強化服務能力的過程中，更強調資源下沉與基層協同，更注重資源的合理填補與均衡布局。從醫療機構層級來看，三級醫院成為床位精簡優化的主力，二級醫院穩步完成功能與床位布局優化，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則實現床位逆勢擴容。

公立醫院的運營“寒冬”

“事實上，沒有一家公立醫院愿意減床，縮減床位原因只有兩個：一個是政策要求，還有一個是醫院自身運營困難。”一位醫療領域的資深專家告訴本刊。

2021年，國家發展改革委等多部門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公立醫院內部控制建設的指導意見》，直接寫明：嚴禁公立醫院舉債建設和舉債購置大型醫用設備。

據《2023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2022年政府辦醫療衛生機構負債總額增至24826.53億元，與2012年的7326.81億元相比，直接翻了近兩番，資產負債率也高達43.46%。

本刊在采訪中了解到，公立醫院收入來源主要有兩個，一是政府財政撥款補助，二是事業收入，后者以醫療收入為主。

近年來，一些地區由于自身背負著沉重的財政負擔，也在無形中對公立醫院的發展步伐形成掣肘。華北地區一家三甲醫院院長告訴本刊，由于深陷財政困境，地方財政資金儲備捉襟見肘，對公立醫院的財政補助往往難以足額撥付。

而公立醫院作為守護民眾健康的關鍵陣地，“醫院的日常運營，就像一臺高速運轉的機器，從水電能耗、醫療設備的定期維保，到醫護人員的薪酬福利，每一項都需要持續的資金注入。當原本應有的財政補助無法及時足額到位，醫院為了維持正常診療秩序、保障醫療服務質量，不得不另尋出路。”他說，“長期以來，財政對公立醫院的定額補償通常是依據編制床位數或者編制人員數，這也容易導致醫院盲目擴張”。于是就形成了“床位擴張—誘導住院—再擴張”的閉環邏輯，形成難以掙脫的惡性循環，最終受損的還是患者。

公立醫院床位縮減現象是我國醫療體系轉型的一個縮影，

在多重因素的驅動下，公立醫院紛紛告別規模競賽，

走上了提質增效的發展道路，醫改向縱深推進。

近年來，監管端也開始注重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以更加嚴格的標準控制公立醫院擴張。國家衛生健康委醫政司2025年3月在三級公立醫院績效監測分析通報中曾明確，為深化以公益性為導向的公立醫院改革，將指導公立醫院加強經濟運行管理，嚴控超規劃無序擴張。

去年以來，各地財政也深化零基預算改革，要求所有支出項目重新證明其合理性和優先性，疊加部分地區財力吃緊，進一步從源頭上為公立醫院規模擴張按下暫停鍵。一些地區財政對公立醫院的投入從過去側重硬件建設的“補基建”，轉向支持日常運轉、提升服務能力的“補運營”“補能力短板”，更注重醫療資源的精準配置與使用效能。

2025年10月，安徽省財政廳與安徽省衛生健康委更是聯合印發《安徽省省屬公立醫院財政經費核撥機制改革實施方案（試行）》提出，自2026年起，取消財政對省屬公立醫院按編制床位給予定額補助的政策，強化財政補助與公立醫院的績效考核結果掛鉤關系。

不少公立醫院也開始逐漸意識到，規模擴張對于醫院經濟效益的影響具有兩面性。“隨著醫院規模加大，固定資產投資和運營成本的顯著增加，醫院的整體收入和專科能力能否得到明顯提高，很難一概而論。然而，優質醫療資源被稀釋、多個院區間服務不同質化等問題卻逐漸凸顯。”東北地區某大型三甲醫院院長說。

床位縮減絕非偶然，除了政策約束和運營壓力等，上海市衛生和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認為，醫保支付改革和醫療機構資源優化、模式轉型等因素，也是醫療行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自我革新。

“DRG/DIP醫保支付改革的到來，給醫院發展模式帶來了不小影響。”2021年，國家醫保局印發《DRG/DIP支付方式改革三年行動計劃》，要求到2025年底，新的支付方式覆蓋所有符合條件的開展住院服務的醫療機構，基本實現病種、醫保基金全覆蓋。

在傳統的“按項目付費”模式中，醫院收入與床位數量緊密掛鉤。床位越多、患者住院天數越長、檢查項目越繁雜，醫院的收益就越高，這在客觀上推動了各大醫院不斷擴張床位規模。而DRG/DIP的核心邏輯是“打包付費”。醫保部門針對不同病種或病組，向醫院支付固定額度的費用。

以前患者多住院，醫院能夠相應地獲得更多的收益，但在DRG/DIP模式下，患者若多住院幾天，醫院就可能面臨實際費用超出醫保支付額度的風險，需要自行承擔超支部分。因此，醫院需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縮短住院天數、提高治療效率才能獲得結余。床位過多不僅無法增加收入，反而會因床位使用率低、運營成本高導致虧損。

與此同時，醫保基金增速放緩，部分地區居民醫保資金壓力突出。“床位過剩、資金緊張，再加上醫保支付方式改革、飛行檢查等政策的推進，以前靠‘多收病人、多住幾天’增加營收的運行邏輯已經走不通了。”金春林說。

醫保支付方式改革，改變了醫院行為邏輯。按病種付費（DRG/DIP）全面推行后，醫院的核心競爭力從“床位數量”轉向“治療效率”。安陽市人民醫院的調整印證了這一點：安陽市人民醫院2024年縮減200張床位后，醫療總收入雖然同比減少2.2%，但可支配收入穩步增加。更關鍵的是，醫保基金有了結余，就可以反哺醫療機構。2024年，這家醫院分到結余的醫保基金3900萬元，不再依賴規模擴張就能獲得收益。

在按病種付費機制下，統一的病種醫保支付標準，倒逼醫院轉變運營思路，摒棄以往單純依靠擴大服務體量增收的模式，轉向在嚴守醫療質量的基礎上嚴控運營成本、挖掘盈利空間。“醫院成本包括人力、物力、基礎設施等各方面，因此縮減床位和清退人力本質上是同一出發點。”江西省醫療保障局待遇保障處原處長蔡海清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分析道。

更重要的是，醫療技術的進步也讓減床具備了可行性。“治療方式已從‘開大刀’式的傳統路徑轉向免疫治療、微創手術、日間手術等精準化、高效化方案，患者無須再長期住院接受治療，住院天數就縮短了不少。”金春林強調，縮減床位絕非簡單粗暴的“一刀切”式削減，而是醫療資源的優化重組，“將閑置的床位資源盤活，填補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讓每一張床位都能發揮最大效用。

為守住收支平衡、防范運營虧損，主動壓縮平均住院日成為醫院降本增效的重要選擇。同時，日間手術的開展率也已被納入國家衛生健康委對醫院的績效考核指標體系，進一步引導醫院優化診療流程，提升醫療資源使用效率。

據公開資料，近年來國內日間手術數量迅速增長。據國家衛生健康委對2023年三級公立醫院績效考核結果通報，全國83.27%的三級公立醫院開展了日間手術，較2022年提升3.70個百分點，日間手術占擇期手術比例為16.40%，較2022年提升2.23個百分點，醫院開展日間醫療服務的積極性明顯提高。

傳統的靠規模發展的醫院越來越難維持運營，突出的矛盾還體現在床位利用率上。為了抵消床位利用率低帶來的虧損，一些醫院選擇在不減總床位的基礎上，實行“全院一張床”策略，由醫院統一管理床位、動態調配，打破科室壁壘，盤活床位資源，提升利用效率。

結構調整與動態平衡

此次“床位瘦身潮”之下，不僅僅是醫療機構在壓力下的無奈收縮，有不少地區和醫院也結合自身實際情況主動進行的資源優化調整。其核心轉變在于從追求規模發展“大而全”，轉向注重質效的“精而優”，具體呈現出“有減有加、分類施策”的特點。

河南安陽市人民醫院是一個典型案例。這家醫院原本擁有2800張床位，床位使用率維持在70%左右。2024年，該院對內分泌科、腎內科等輕癥患者占比較高的科室進行資源整合，精簡200張普通床位后，把更多醫療資源集中到疑難危重疾病的救治領域。調整后，醫院床位使用率從72%攀升至88%，危重疾病救治成功率以及四級手術的占比均有所提升，與此同時，還新增了40間雙人間病房。該院黨委書記、院長張勇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我們并非單純地減少床位數量，而是通過優化病區布局與資源配置，實現了減床卻不降質提效的目標。”

縮減床位也倒逼醫院提升醫療技術能力，專注于疑難危重疾病的救治。江蘇省鹽城市建湖縣人民醫院自2020年起叫停粗放式規模擴張，陸續整合撤并4個內科病區，歷經三年優化調整，把開放床位從1200張精簡至900張，集中資源推進學科整合與醫療技術升級。憑借轉型實效，該院不僅在全國三級公立醫院績效監測中獲評A級，更在2024年順利獲評三級甲等綜合醫院。

這種“有減有加、精準調配”的思路，在多個地區的實踐中都得到了體現。江西省創新建立床位“騰籠換鳥”機制，一方面精準核減3400余張普通床位，另一方面針對精神、康復、老年醫學等供需矛盾突出的緊缺專科，新增床位900余張，實現醫療資源的結構性優化。

江蘇省海安市人民醫院則將床位規模從1500張精簡至1000張，同時同步選派40余名骨干醫生下沉至鄉鎮衛生院，通過優質醫療資源的下沉帶動基層服務能力提升。截至2025年，當地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門急診占比已突破70%，分級診療的格局進一步夯實。

應亞珍坦言，真正需要關切的問題是總量與結構兩個層面。“如今，總體是治療床位部分過剩，可滿足老齡化需求護理康復、安寧療護等床位卻嚴重不足，需要進行系統性的結構調整。”

針對基層醫療機構及部分薄弱重點專科，政策層面仍在持續加大扶持力度。以江西省為例，2024年該省雖整體縮減了不少床位，但同時有11家市縣級醫院，因精神、康復、老年醫學等專科的實際需求，反而新增了932張編制床位。

河南安陽在推進公立醫院床位優化時，壓縮了1300余張床位，與此同時，在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新增230張康復床位，專門承接大醫院術后康復患者，形成“大醫院治重病、社區做康復”的連續服務鏈條。

同樣，一些醫院醫院并未增減床位數量，而是在此基礎上，應對老齡化社會的需求，在院內各科之間進行結構調整。

河北省滄州市中西醫結合醫院院長李曉明表示，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尤其是1963年是中國出生人口最多的年份，有2934萬至2959萬新生兒出生，形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高峰的“嬰兒潮”一代。這批人從2023年起陸續年滿60歲，進入法定退休年齡，每年新增退休人數接近800萬，被稱為“退休潮”。

隨著這批人集體步入退休和高齡階段，患病幾率快速上升，對醫療的需求也會大幅上升。河北省滄州市中西醫結合醫院的學科結構也進行了調整：減少內科等輕癥科室床位，增加外科、急危重癥科室床位，重點布局腦栓塞、腦卒中急性康復等相關學科床位，以匹配老齡化帶來的醫療需求變化。

“減床提質的核心是控制規模、優化結構、精準服務、提升效率。”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健康學院教授杜鵬認為，醫療機構的減床提質，標志著我國醫療服務從規模擴張轉向質量提升，也標志著醫改向縱深推進的明確信號。

他表示，這背后是我國醫療需求的變化：一是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疾病結構對診療的需求變化。二是更優質的醫療條件和環境的需求，是每個患者包括他的家庭不斷提出的新的要求。三是更方便可及的質量、更有保障的服務、更加精準的醫療服務的需求。

應亞珍認為，推進“三醫”協同發展治理，就是要通過醫保經濟杠桿的有力引導，協同建設緊密型縣域醫共體，以及衛生健康領域提出的“控三、穩二、強基”的服務體系規劃思路，推動醫療服務體系從規模擴張轉向‌質量效率提升和結構優化，打破當前“大病小病都擠向頂尖醫院”的失衡格局，通過重構就醫秩序，讓不同層級的醫療機構各司其職，最終建立起“小病在基層、大病進醫院、康復回社區”的合理就醫模式。

此外，四川大學華西廈門醫院黨委書記廖志林還提到，“醫療資源的布局將越來越與人口流動趨勢，尤其是與高凈值退休老人的遷徙方向（如候鳥老人）密切相關，床位增減將是持續的動態過程。”但他強調，床位的增減應是“一院一策”，是規劃、政策、市場需求、人口結構、歷史決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提質’而非單純‘減量’，中國醫療床位的調整是追求質量提升、結構優化和與真實需求相匹配的健康發展過程，而非簡單的總量收縮。”

應亞珍指出，當前的床位“瘦身潮”不是階段性運動，而是根據經濟社會發展、人口結構（如老齡化）、患者需求變化，不斷尋求“供需動態平衡”的持續過程。

“不能再僵化地執行‘每千人床位數’標準，要動態調整床位標準。”譽方醫管創始人兼顧問秦永方則認為政府應牽頭進行區域衛生資源需求評估，根據人口結構、疾病譜變化和分級診療要求，動態調整甚至削減區域內公立醫院的總床位規模，引導資源向短板領域（如康復、護理、精神衛生、基層醫療）流動。推動“關、停、并、轉”，對于效率低下、重復建設的醫院或院區，鼓勵其轉型為康復醫院、護理院、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或與其他機構合并。

“改革發展的目標就是構建一個各級醫療機構定位清晰、功能互補、資源配置高效、能夠滿足群眾全方位健康需求的分級診療體系。”應亞珍說。

公立醫院床位縮減現象是我國醫療體系轉型的一個縮影，在多重因素的驅動下，公立醫院紛紛告別規模競賽，走上了提質增效的發展道路，醫改向縱深推進。

“醫院在縮減床位了，每個病區都減了床位，最多的一個病區減了三四張，我認識的同事就走了3個，下次會不會就輪到我了？”護士王佳妮有點擔心。她所在的西南某市人民醫院在減少床位的同時，也開始了人員清退計劃。她也發現，最先受到影響的是那些編制外的行政后勤人員。

秦永方認為，床位“瘦身潮”背后，‌人員安置是最大難題‌：床位的背后是‌人力資源的配置‌。減床必然涉及‌減員或人力優化‌，這是最敏感、最困難的部分，容易引發社會不穩定。需妥善安置縮減床位后的醫護人員，推動人員向核心科室、基層崗位流動，實現降本增效。“這些都考驗著醫院管理者的智慧。”

（文中王海燕、林吉祥、張文龍、王佳妮均為化名）

來源|《中國醫院院長》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