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作者:王斐玉 2026年06月12日 15:13 2293 閱讀

1999年,四川省人民醫院神經內科病房里,周波正面對一個令他反復思考的問題:許多腦炎、腦血管疾病患者,大腦的器質性損傷明明在好轉,精神行為異常卻越來越明顯。醫院沒有精神科,每次都要請外院專家會診,專家來一趟不容易,給了治療方案后,后續如何調藥、如何處理副作用,他只能自己去摸索。
那一年,周波34歲,他從內科轉到神經內科已有六年。他意識到,自己的知識體系需要進一步完善,便向主任申請進修精神科。他沒有想到,這個決定將徹底改變他的職業生涯,也將改變四川省綜合醫院精神衛生服務的格局。三十多年后,他成為中華醫學會心身醫學分會候任主委,四川省精神醫學中心黨委書記、主任,一手創建的四川省人民醫院心身醫學科從14張床擴展到300多張,孵化了全國首個心身消化科、心身心血管科、女性心身科。而這一學科的蓬勃發展,也離不開醫院的鼎力支持,中國科學院院士、四川省醫學科學院·四川省人民醫院黨委書記楊正林始終高度關注心身醫學建設,將其作為推動健康服務從“保生存”向“促發展”跨越的重要方向,讓心身醫學成為醫院特色發展的重要標桿。
這條路,始于一個人的主動選擇,成于一群人的執著堅守,最終指向一個學科的蓬勃發展。

周波的三次轉身
1991年,周波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內科。他學得快,也做得認真,但總覺得缺了點什么。“內科解決的問題很廣泛,但我更想知道,那些控制我們思維、運動、感覺的指揮中樞,到底是怎么運作的。”
1993年,機會來了。四川省人民醫院神經內科急需人才。“神經內科離大腦更近。”這個樸素的念頭,驅動了他的第一次轉身。
神經內科的工作被他形象地比喻為處理電腦硬件的故障——鼠標壞了換鼠標,聲卡壞了修聲卡,每個問題都能找到對應的病灶。這種思維訓練讓他變得嚴謹、精準,但也讓他對另一種現象越來越困惑:那些硬件查不出問題的患者,該怎么辦?
與精神科醫生的會診,他尋得了缺失的拼圖,開啟二次轉身進修精神科知識。
一年學習結束,周波回到神經內科,開始了一個人的“聯絡會診”生涯。“那十年很辛苦,但也很充實。”他說。他能幫助一部分患者,但也清楚地知道,一個人的力量終究有限。每次看到那些輾轉于多個科室、花費了大量金錢卻始終得不到明確診斷的患者,他都會想:如果有一個專門的科室,能夠系統性地解決這些問題,該多好。
2010年,剛從哈佛大學醫學院附屬麻省總醫院引進回國的時任副院長鄧紹平提出了這個想法:四川省人民醫院應該建一個精神科。消息傳開后,大家質疑要在省醫院騰出一個區域,裝上鐵窗鐵門,里面病人驚呼吶喊,會不會影響其他科室收病人,醫院運營壓力也會進一步加大,大家心里都沒底;同行們也感到了競爭的壓力,會不會“搶”??漆t院的飯碗;就連醫生和患者都對“精神科”三個字避之不及。重重壓力之下,這個設想一度陷入僵局。但鄧紹平帶回來的麻省總院精神科的模式讓周波看到了希望——那個只有24張床的精神科,以聯絡精神病學會診為特色,把學科做到了全球第一,專門解決綜合醫院其他臨床科室患者合并的心理問題。經過長達一年的反復討論與論證,院領導班子最終達成共識:這個科室,不僅要建,而且要建出特色。
于是,周波開始了他的第三次轉身——從一名單純的臨床醫生,轉變為學科建設者。這一次,他不再只是為自己補充知識,而是要為整個醫院、為那些輾轉無門的患者,搭建一個全新的平臺。

一個名字承載的社會壓力
2010年,許多患者有嚴重的心理問題,卻因害怕被貼上“精神病人”的標簽,寧愿輾轉于各科室,也不愿走進精神科。因為患者的病恥感,精神科醫生也沒有職業成就感。這種偏見根植于社會文化深處的恐懼與誤解。

周波在工作中深有體會。“那次醫鬧,是這種偏見最極端的體現。”他陷入回憶,語氣沉重。一位小學教師因反復失眠、精力不足就診,被診斷為抑郁癥,治療好轉出院。丈夫看到診斷書上的“抑郁癥”三字,頓時崩潰:“抑郁癥就是瘋子!”他認定這將毀掉妻子人民教師的職業生涯。無論醫生如何解釋“抑郁癥不是老百姓心目中的精神病,它只是情緒問題”,但他仍然聽不進去,情緒失控下,傷醫事件就發生了。
這件事暴露出的問題遠比醫鬧事件更嚴重:在這個社會里,“精神疾病”這四個字,足以讓一個人失去尊嚴,讓一個家庭陷入絕望,讓一個醫生成為暴力的目標。
周波明白,要建這個科室,首先要解決的并非床位、設備甚至人才問題,而是一個最簡單也最復雜的問題:它叫什么名字。
他開始查閱大量資料,翻遍國內各家醫院的相關科室名稱,試圖找到一個既能避開偏見,又能準確反映學科定位的名字。他發現,有些醫院叫“臨床心理科”或“醫學心理科”,但這些名字仍擺脫不了“心理”二字,而“心理”在當時的社會認知里,與“精神”幾乎沒有區別。
直到他找到了“心身醫學”這四個字。
這并非憑空創造。心身醫學在國際上已有幾十年歷史,國內也有心身醫學的學術組織。其核心理念是:人的心理與生理密不可分,心理問題可表現為軀體癥狀,軀體疾病也會影響心理健康。這恰好契合了綜合醫院的現實需求——那些反復在消化科、心臟科、疼痛科之間輾轉卻查不出問題的患者,需要的正是心身醫學的視角。
更重要的是,“心身醫學”這個名字不帶偏見色彩,聽起來像一門高深學問,而非“關瘋子”的地方。周波向院領導匯報后,大家覺得可行。全國首個“心身醫學中心”在四川省人民醫院誕生了。
光有一個好聽的名字遠遠不夠。如果病房還是鐵窗鐵門,那這個名字就只是一個空招牌。他決定徹底改變精神科的傳統面貌。墻壁刷成暖色,掛上畫作,空調設備間的門被美化成櫥窗,整層樓像一座畫廊。在那個年代,這是全院最漂亮的病房。
一個被社會長期誤解的學科,就這樣以一種全新的面貌出現在公眾面前。但周波心里清楚,真正的改變,遠不止于名字和裝修。

心身醫學的四駕馬車
在傳統的精神科診療模式里,醫生的角色相對單一:患者來了,問診,開處方,交代幾句,下一個。這種模式對于嚴重的重型精神疾病或許夠用,但對于那些心身醫學患者,遠遠不夠。
周波在工作中逐漸發現,這些患者的需求是多層次的。首先,他們需要準確的診斷——這要求醫生不僅要懂精神科知識,還要能識別哪些癥狀是內科疾病引起的、哪些是心理問題的軀體化表達。其次,他們需要藥物的精準調整——心身醫學的患者藥物使用比傳統精神科更精細,因為患者對藥物副作用非常敏感,服藥后癥狀加重了,你不知道是病情加重還是藥物的副作用。有軀體疾病的患者本身還在服藥,藥物相互作用也需要謹慎處理。再次,他們需要心理層面的干預——很多患者的癥狀背后,是長期積累的情緒問題、人格特質、早年創傷,光靠藥物無法觸及根本。最后,他們需要非藥物的物理治療——神經調控技術可以改善大腦功能,對某些患者來說效果甚至優于藥物。
“這四樣東西,缺一不可。”周波說。他把這四種力量形象地稱為“四駕馬車”:醫療是方向,護理是基礎,心理是深度,神經調控是補充。四匹馬并駕齊驅,才能拉動心身醫學這輛大車。
在這個模式里,醫生的角色發生了轉變。他們要在床旁做心理溝通,要用患者能聽懂的語言解釋復雜的醫學問題,要協調心理治療師和神經調控師的工作,還要指導護理人員如何更好地幫助患者。
“好多病人出院時最感激的不是醫生,是護士。”周波說。在心身醫學的“四駕馬車”里,護理被賦予了全新的內涵。她們接觸患者時間最多,帶領患者做八段錦、感統訓練,組織快樂感知團體活動,教會他們如何從痛苦中抽身。
“四駕馬車”的理念聽起來很好,但如何落地呢?這四匹馬,需要有人把它們拴在同一輛車上。誰來協調?誰來整合?答案是一個新型的醫生——復合型醫生。
周波對復合型醫生的定義很清晰:要有內科醫生的廣度,能識別常見軀體疾?。灰芯窨漆t生的高度,能準確診斷精神障礙;還要有心理醫生的深度,能理解患者癥狀背后的病理心理機制。但這樣的人從哪里來?傳統的醫學教育體系里,沒有這樣的培養路徑。
周波想了一個辦法:把內科醫生“改造”成精神科醫生。他招聘有內科背景的醫生,送他們去消化科、心內科、疼痛科輪轉,再系統培訓精神科知識。這些醫生既能處理患者的軀體癥狀,又能識別癥狀背后的心理問題,還能熟練使用精神科藥物。
但內科醫生轉型精神科醫生,只是解決了“廣度”和“高度”的問題。“深度”從哪里來?周波的辦法是:讓精神科醫生補充心理學知識。這些知識,讓他們能夠深入理解患者的人格特質、早年經歷、創傷事件,從而提供更有針對性的干預。

那些被否定過的患者
在周波的診室里,常遇到“三好”患者——試過好醫院、好醫生、好藥,卻始終未能痊愈。這些患者大多曾被其他醫生否定、拒絕,甚至被暗示“裝病”,他們痛苦真實,卻查不到任何器質性病變,這種困境讓他們陷入更深的焦慮與絕望。

周波曾分享過一位特殊患者:她嚴重怕冷,七月天竟穿著棉襖、裹著被子就診,輾轉多家醫院檢查無果,還被部分醫生質疑“不是病”,讓她倍感孤立。周波沒有急于下結論,而是細致詢問其病史、生活習慣和情緒狀態,最終發現,她的怕冷癥狀與原生家庭的成長逆境、現在家庭中長期被情感忽視、婆媳關系不好、情緒壓抑等密切相關,是身體在表達內心難以言說的痛苦。
經過半個月治療,這位患者穿著短袖順利出院。她治療前后的對比照片,成了心身醫學科最生動的科普素材,也讓更多深陷困境的患者知道了這個能為他們排憂解難的科室。
周波表示,這類患者治療難度最大,但康復后帶來的成就感也最強。他介紹,心身醫學科患者主要來自三類:看科普主動就診、其他科室轉診、病友相互推薦??诒⒎且蝗战ǔ?,需要醫生對每位患者投入足夠的時間與耐心。他的門診常常加號,面對遠道而來的患者,他始終不忍拒絕。即便門診結束很晚,他也會耐心解釋病情,直到患者完全聽懂。因為病人耗時長,同樣的掛號費,單次門診量不及其他科室,但他不在乎這個。“金杯銀杯不如百姓的口碑。”他說,病人說謝謝的時候,那個眼神、那個語氣,你會覺得,這樣做值。
一個個“三好”患者被治愈,越來越多的同行開始認可他的工作。這種來自同行的認可,同樣是一種成就感。
“如果你懂心身醫學,你很快就能成為當地的名醫。”周波常記得中國心身醫學泰斗吳愛勤教授這句話,也是他的親身經歷。

一個學科的生態
2011年,四川省人民醫院心身醫學科成立不久,周波就做了一個令人意外的決定——牽頭舉辦綜合醫院心身醫學高峰論壇。當時全國設立心身醫學科的綜合醫院寥寥無幾,不少同行對這個學科的價值持懷疑態度。周波沒有急于說服眾人,而是以“睡眠”為切入點,教醫生們識別失眠背后的焦慮、抑郁等情緒問題,指導他們調整用藥、判斷轉診需求,這一務實做法取得了顯著成效。
連續三年的高峰論壇,讓心身醫學在四川醫生群體中扎下了根。但周波并未止步,2014年,他在四川省醫學會推動成立了心身醫學學組。為證明該領域的價值,他組建了全省心身醫學骨干講師團,跑遍全省12個地級市,開展了15場巡講,吸引約3000名醫生參與學習。
四年后,學組工作獲得四川省醫學會高度認可。2018年,心身醫學學組正式升格為心身醫學專委會。又過了幾年,全省14個地市級醫學會相繼成立了心身醫學專委會,其數量位居全國第一,為四川的心身醫學學科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周波說,這個數字背后,是一群人的努力。“我們不僅是在推廣一個學科,更是在幫助更多的患者。每一個地市級專委會的成立,意味著那個地方的醫生能得到更多的心身醫學相關知識的培訓,患者就能少被誤診,少走彎路,少花冤枉錢。”
2020年四川省精神醫學中心落成,周波團隊床位從60張擴至300多張。他未急于收滿患者,而是發現精神衛生的核心缺口:重型精神病僅占1%~2%,98%的其他精神疾病患者由于病恥感,不愿意到精神專科醫院就診,他們常以身體某個地方不舒服而輾轉于綜合醫院各臨床科室,然而,相應科室的醫生又無法準確識別。
基于此,周波推動亞??凭毣ㄔO,成立特色??疲号c消化科建成全國首個心身消化科,診治無器質性病變的胃腸不適患者;與心內科建成全國唯一心身心血管科,服務術后心慌胸悶人群以及心臟支架術后癥狀仍未緩解的人群;聯合疼痛科、神經內科,分別成立心身疼痛中心科(疼痛醫學中心)和神經心理科,干預慢性疼痛及記憶力下降、癡呆、神經變性疾病伴隨的情緒問題。
其中最具開創性的是女性心身科的成立。面對不少人“只是將女病人集中在一起”的不解,周波解釋,這一科室有著完全不同的理念。女性在生命周期中更易出現情緒問題,且與乳腺結節、甲狀腺結節、卵巢早衰、不孕不育、產后抑郁等問題密切相關。他聯合婦產科、中醫婦科、乳腺科、皮膚科等多個科室,從身體、心理、容貌等多維度出發,圍繞女性全生命周期提供一站式解決方案,避免患者在各個科室之間輾轉。
2021年,周波當選中華醫學會心身醫學分會副主委,同時擔任綜合醫院心身醫學學科協作組組長。他開始思考一個問題:四川的經驗,能不能復制到全國?如果能,需要做些什么?
他的答案聚焦四點:標準建設、人才培養、科普與國際交流。
在標準建設上,周波希望借助學會平臺,推動建立全國統一的心身醫學學科建設標準。人才培養方面,他正著力構建復合型心身醫學人才培養體系,涵蓋內科、精神科專業培訓與心理學系統學習。他期待未來醫學院能開設心身醫學專業課程,讓學生在校期間就系統掌握這三類知識。
科普方面,他態度堅定:“若大眾不了解心身醫學,就不會主動就診;若醫生不認可其價值,便不會處理或轉診患者。”為此,他要求各病房主任開通抖音賬號,借助自媒體普及心身醫學相關知識。他認為,大眾在哪里,醫生就應出現在哪里。
國際交流上,周波有著更長遠的愿景:“我國精神醫學以往多借鑒國外模式,如今我們已形成自身實踐與創新,應當向世界展示中國心身醫學的發展成果。”
如今的周波,每周仍堅持出門診、查房,帶著年輕醫生討論疑難病例。每天在病房里走一走,“只要病房穩定,心就安了”。
2026年初,周波當選中華醫學會心身醫學分會候任主委。他偶爾會想起1999年那個主動申請去精神科進修的自己。那時他不知道這條路會通向哪里,只是覺得“應該去學”。三十多年后,他用自己的經歷回答了一個問題:一個醫生的主動選擇,究竟能走多遠。



評論